谭渊 || 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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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ICL Vol.6 No.3 Autumn 2023

作者简介

      谭渊，文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翻译史、德语文学、中德文学关系研究。

摘要：学术界对中德文学交流、特别是德语作家对中国文化接受的系统研究开始于上世纪20年代。最初起主导作用的是一批德国汉学家，他们主要盘点了近代德语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元素。自七十年代起，大批东亚学者前往德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借鉴比较文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使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取得了很大发展。而中国学者尤其对重要德语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挖掘。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聚焦于“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国家战略，在中德文学关系和文化外译研究领域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尝试，研究覆盖了从中国典籍外译到中国文化对德影响，从中国故事西传到中国形象在德语世界中变迁的广阔领域，成果十分丰硕。此外，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出发，研究者们也对德语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在总结近年的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的基础上，也对新时期的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文中指出，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德文学交流研究必须重视从史料发掘、多语种译本比对到“知识场”还原的各个环节；在理论上，必须重视文学交流史背后的“精神资源”；在工作态度上，必须持之以恒，坚持对文学交流史研究新领域的开拓。只有这样，研究者才能在前人基础上取得更多新的突破，将中德文学关系研究推向深入。

关键词：中德文学关系；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综述；研究方法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聚焦于“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国家战略，在中德文学交流史领域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探索，研究覆盖了从中国典籍外译到中国文化对德影响，从中国故事西传到中国形象在德语世界中变迁的广阔领域，成果十分丰硕。此外，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出发，研究者们也对德语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自2014年以来，德语学界同仁通力合作，在《歌德全集》翻译、歌德作品汉译史、接受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多项成果。同时，国内学术界也在中德文学交流互鉴方面产生了更多的理论思考，比较文学形象学、译介学、变异学、侨易学等新理论纷纷走上学术舞台，为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理论支持。在这样一个学术思想活跃、新理论不断涌现的时代，笔者与众多学界同仁有幸融入了这股学术研究热潮，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中德文学交流史进行了新的探索。本文拟就中德文学交流史的历史、现状进行梳理，并结合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对开展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提出一些建议。

一、继往开来的中德文学

交流史研究

学术界对中德文学交流、特别是德语作家对中国文化接受的系统研究发端于1923年德国学者利奇温（Adolf Reichwein）的专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和1933年中国学者陈铨在基尔大学的博士论文《德国文学中的中国纯文学》，此后，德国学者奥里希（Ursula Aurich）、瑞士汉学家常安尔（Horst von Tscharner）等人都对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元素有过专题论述，其研究重点均集中于18、19世纪，特别是从启蒙时期到古典主义文学阶段的中德文学文化关系。

“二战”之后，在罗泽（Ernst Rose）、德博（Günther Debon）、顾彬（Wolfgang Kubin）等汉学家的推动下，中德文学关系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重量级的研究专著，如罗泽的论文集《遥望东方——对歌德晚期著作及19世纪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研究》、舒施特（Ingrid Schuster）的专著《德语文学中的中国与日本（1890—1925）》和《榜样与漫画：德语文学中的中国与日本镜像（1773—1890）》就几乎涵盖了近代德语文学中所有涉及中国元素的的重要作品。

中德文学关系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动向是近年来研究主体的显著变化。自70年代起，大批韩国、台湾地区学者前往德国攻读博士学位，使有关材料的梳理工作获得了很大推动，如台湾地区学者钟英彦在美因茨大学的博士论文《歌德作品中的中国思想元素》、韩国学者宋伦焠在哥廷根大学的博士论文《布莱希特与中国哲学》、韩国学者黄海英（音译）在波恩大学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德语文学中的东亚观——以德布林和卡萨克为重点》都对中德文学关系研究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近30年来，通过系统借鉴比较文学、传播学、跨文化交际学等学科的成果和理论，中德文学关系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80年代后前往欧洲求学的一代中国大陆学者，他们经过多年辛勤发掘，发表了一系列精彩的博士论文，如方维规的《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1871—1933》、李昌珂的《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小说1890—1930》、张振环的《作为愿望和想象的中国：德语休闲文学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1890—1945》、陈壮鹰的《黑塞作品中的亚洲思想元素》等等，他们的研究重点多集中于19世纪末至魏玛共和国的一段时期。而改革开放后当代德语作家对中国的印象也逐步进入研究者视野，相关博士论文有《八十年代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八十年代德语小说中的中国与欧洲》、《异质的诗学：21世纪德语当代文学对中国母题的加工》、《1989年以来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等。

当代中德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趋势是80年代以来大量以《某某与中国》为题的博士论文、论文集的问世，如加拿大华裔学者夏瑞春编辑出版的《黑塞与中国——描写、资料与解读》、论文集《歌德与中国‒中国与歌德》、杨武能的专著《歌德与中国》和他主编的论文集《席勒与中国》（“席勒与中国·中国与席勒”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卫茂平的博士论文《艾希与中国》、贝格-潘（Renate Berg-Pan）的博士论文《布莱希特与中国》、马佳（音译）的博士论文《德布林与中国》、巫宁（音译）的博士论文《卡内蒂与中国》、孟伟严（音译）的博士论文《卡夫卡与中国》、马剑的专著《黑塞与中国文化》、薛松的博士论文《诗学的哲学——哲学的诗学：布莱希特对中国接受中的哲学与诗歌的一致性》等等，至于单篇论文更不胜枚举。不过，虽然当代中国学者在中德文学关系领域已占据重要地位，但研究专著仍多以德语形式在德国、瑞士等国家发表，在国内发表的屈指可数。

在国内研究群体中，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团队的成果尤为突出。1996年，卫茂平教授发表了《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该书集20世纪中德文学关系研究之大成，基本完成了对德语文学中的中国文化元素的梳理。2002年，卫茂平教授又与两位弟子合作出版了《异域的召唤：德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该书虽在材料上又有所补充，但总体而言，其深度与广度都未超越前著。此后，在前述专著和一系列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卫茂平教授团队又发表了《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德国卷》，该书既讨论中国文化在德语世界的影响，也探讨中国文学界、翻译界对德语文学家（如茨威格、布莱希特等）的接受，在接受史个案研究方面尤见功力。近年，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张帆教授主持出版了《德语上海小说翻译与研究系列》共15部，其中包括一系列德语“上海小说”的汉译本和研究专著《德语文学中的上海形象》。

相比之下，中德文学关系研究中的另一重要领域——德国对中国文学影响的研究还有待加强。这一领域中近年较为突出的成果是卫茂平课题组发表的《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该书史、传、论相结合，环环相扣地介绍了德语作家、作品被介绍到中国的历史，是迄今为止该领域中最为全面的一部工具书。而在个案研究方面较为突出的则是多部彼此缺少联系的专著和博士论文，如《尼采在中国》、《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席勒在中国 1840—2008》、《布莱希特在中国》、《卡夫卡在中国》等盘点中国对德语文学、文化接受的博士论文。此外，吴晓樵教授发表的文集《中德文学因缘》、卢铭君教授主编的文集《青龙过眼：中德文学交流中的“读”与“误读”》都汇集了多篇考证中德文学交流史的力作，也显示了中青年学者在文献发掘与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力。

与英、法、日等语种学者在同类课题方面的大举开拓相比，国内德语学界对中德文学关系、特别是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元素研究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其差距主要体现在：1. 很多研究还建立在国外已发表的二手资料上，对第一手材料的独立发掘不足，同时缺乏中国学者的研究特色；2. 在特定文学形象、题材、经典文本的接受史、再创作史研究方面还有大量空白，对文学形象的产生、传播、接受研究缺乏历史纵深；3.印象式、感悟式、评点式的论文较多，“佳话”、“赏析”层出不穷，而理论建构普遍缺失。值得一提的是，叶隽教授近年创立了“侨易学”理论，提出了“互动核心”和“中德二元”等概念，他将中德文化关系视为东西文化的两种核心文化的交流，为这一研究赋予了新的意义，也为学科发展指明了一条新路。

因此，在“文化走出去”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研究相继兴起的新时代里，借鉴兄弟学科成果，特别是比较文学形象学、变异学、译介学、侨易学等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研究理论，将中德文化交流史、文学关系史研究推向纵深，将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这将有助于从文化传播研究的视角出发，深化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文学家如何解读、建构他们眼中的“他者形象”，并归纳出在不同时代中不断变化的“中国观”、“德国观”，由此获得对中德文学交流史更深层次的思考。

二、对中德文学交流史的新思考

要深化对中德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就首先要从浩如烟海的文化交流史资料入手，通过考证文本、形象、理念之间的承继关系，将上下数百年的文史资料整合起来，在文化传播的视域下尽力还原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多层、动态结构。在这一方面，许多学者的思路可谓不谋而合。在德国文学研究领域，叶隽在《德国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中提出首先在歌德研究方面争取突破，努力“还原历史语境，在歌德接触中国材料方面可能提供的深度和广度上做文章”。在比较文学领域，北京大学孟华教授提出建立“氛围影响、接受研究”的观点，主张采用年鉴史学派和新史学的研究方法，“最大程度地去逼近文本产生的时代，勾勒、还原文学、文化现象产生的文化氛围”，从而揭示文本与传统的承继关系，文本与同时代文化氛围的关系。这些研究思路给了中德文学关系研究者以很大启示。总结以往研究经验，笔者也对新时期的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

（一）新突破离不开史料发掘

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离不开史料的支撑，尤其是一手文献的支撑。而要在一手文献中有新的发现，就必须对原始文献进行更深入的发掘，发掘的深度与突破所能达到的高度往往成正比关系。

平心而论，进行此类史料发掘并不轻松，部分研究对象如巴洛克时代德语作家的中国题材小说、中国文学的早期德文译本都已有数百年历史，必须到德国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些图书馆中进行“知识考古”，才能准确把握传播史的环节，将研究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下去。有些独具价值的文献如歌德的《中国作品》手稿、席勒的《好逑传》译稿、德布林的《王伦三跃》手稿更是弥足珍贵，只有到魏玛歌德席勒档案馆、马尔巴赫文学档案馆等地才能一窥真容，而接下来的手稿辨析工作又是难上加难。相比于文献收集与爬梳的枯燥艰辛，书桌前经年累月的写作倒只能算一项轻松惬意的工作。但每一份重要史料的认真整理都往往能给研究者带来新发现和新突破，随之而来的喜悦则足以作为最好的回报，使多日的疲惫都一扫而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就传播史研究而言，对一手文献的“穷尽式”追踪尤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突破。以“布莱希特笔下的‘老子出关’”这一课题为例，只有当研究者翻开1911年卫礼贤版《道德经》译本时，才会看到布莱希特1920年曾经看到过的《老子出关图》，从而发现他所创作的长诗《老子流亡路上著〈道德经〉的传奇》并非只是出自诗人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认真地参考了卫礼贤译本正文前的古老插图。由于出版《道德经》译本的迪特里希斯出版社在二战后推出修订版时删去了这幅插图，如果研究者在对比研究时仅仅满足于当代再版的《道德经》译本，那么就永远都无法发现布莱希特创作灵感的准确来源。因此，只有不断深入发掘，进行“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穷尽式史料研究，中德文学交流史——包括翻译史、传播史、文学再创作史中的一些关键节点、历史细节和话语关联才会在我们眼前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并逐步汇聚于笔端。

（二）经典西传研究离不开对多语种译本的细心比对

在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中，中国典籍的翻译与西传历史研究是基础。近年来，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成果当属谢天振教授提出的“译介学”理论，它为评价翻译史上的多元化译本和“创造性叛逆”提供了重要思路。而德国的哥廷根学派也同样提出了翻译文化史视野下的文学翻译理论，他们指出：翻译实质上是使用第二种语言对原作品进行“基本完整的阐释”，是一场异质文化间的对话和相互阐释。

而要重现翻译史中所隐藏的跨文化对话就离不开对译本的扎实研究，只有细心比对中文原本、中间译本、最终译本，才能发现中、英、法、德等多种语言文本之间的细微差别，从而体会到译者通过翻译活动所参与的社会话语实践，同时也厘清“文化走出去”背后的脉络。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早期的典籍译本尤为重要，其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例如，笔者在研究18世纪的《好逑传》西文译本时就发现，英文译本中加入了大量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信息，而法文、德文译者则在转译时又对此进行了补充，使译本成为一部传播有关中国知识的百科全书，并最终引起歌德和席勒的关注。而研究者通过译本对比研究发现的“误译”又往往能成为解读译者心理活动、探索译本与社会话语关系的重要切入点。例如笔者对《中华帝国全志》中的中国典籍译本进行研究时就注意到了耶稣会译者对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偏好，并在探索“误译”缘由时发现了中西“礼仪之争”在翻译活动背后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样，在比对《百美新咏》原本、1824年英语译本、1827年歌德转译本之后，笔者注意到了歌德译文中对“中国女诗人”形象的偏好，进而从同时代的“天才女性”之争中找到了译本与德国社会论争乃至中国女性文学崛起之间的关联。以上研究的思路都是从最基本的译本比对入手，以发现有心的“误译”为突破口，再结合译者留下的其他线索，最终从时代话语中找出“创造性叛逆”的文化和社会根源，重现了翻译史背后所隐藏的跨文化对话。

（三）形象变迁研究离不开对“知识场”的还原

德语世界中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变迁，这种变迁离不开文化传播的推动，可以说，每个时代中传播着怎样的“中国知识”，就决定着这个时代的德国人对中国有怎样的认知。因此，探究每个时代居于主流的“中国知识”特征，就可以厘清中国形象变迁的根源。在这一研究方向上，最值得借鉴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福柯（Micha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和孟华教授的“知识场”概念，它们都指向了形象（表象）背后的“知识”的生成与传播。因此，在研究中国形象在西方的变迁时，我们所要知道的不仅仅是历史上流传着怎样的中国形象，更重要的是掌握在形象背后起到决定作用的社会文化网络，厘清“中国知识”的生成机制。而这又只有在深入研究历史上的“中国学”及西方汉学体系之后才能完成。因此，研究者最好能深入汉学体系去了解德国汉学的发展史，并借助德国专业图书馆中的丰富资料（尤其是传教士、外交官报告、文学文化译著等）梳理出不同时代德国人认知中国的“知识基础”。在此基础上，再对那些在传播史的特定阶段扮演关键性角色的核心文本进行“沉浸式”研究，最终通过文本比对和话语分析还原出不同时代、不同作品背后的“知识场”——德语作家认知中国的知识基础和文化氛围。

沿着“重构知识场”这一思路，研究者可以在宏观分析的基础上，将话语分析与曹顺庆教授提出的“变异学”理论结合起来，进一步通过个案分析努力探索“中国知识场”对特定德语文学家塑造中国形象的影响，以及中国形象在文学家笔下的新变化。只有通过宏观的知识背景分析与微观的话语分析的结合，“知识场”对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变迁的影响才能得到阐明，一部跨越若干年历史的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变迁史才可能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

（四）重视文学交流史背后的“精神资源”

在传统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研究者更关注的是钩沉稽古，在翻译史、影响史（接受史）、文学形象变迁史（文学再创作）这三个方面发现智慧的闪光点，进行以单个作家、作品、母题为核心的“知识考古”，然而在探寻中外文学交流的动力之源方面却大多缺乏深入探索的兴趣。当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进入更为系统的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研究阶段后，如果不推陈出新，就此止步于“佳话”、“赏析”以及对西方学术成果的转译，显然将难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因此，笔者认为，在传统的史料考证基础之上，研究者有必要将研究视野向更深层次拓展，在传统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加入新的维度，多问一个为什么，特别是什么因素推动了中外文学家不断从异国文学、文化中汲取养料，换言之，中外文学交流的动力何来？解答这一问题的思路是对中德文学交流史背后的“无形推手”进行探索，进而发微抉隐，找到作家接受异国文学元素的心理动机，最终发现中外文学交流的原动力。在笔者看来，这也是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研究推向更高层次的必由之路，而侨易学理论中关于“中德二元”和“互动核心”的理念尤其适用于此。

回顾中德之间长达数个世纪、几乎毫不间断的文化互动可以发现，这种生机勃勃的互动交流为中德两国都带来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先后引起了莱布尼茨、歌德、鲁迅、郭沫若等先贤的关注。而相关研究则表明，无论是“德国学”还是“中国学”，它们在中德两国历史上都意味着重要的“精神资源”。以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发现”歌德的历程为例，辜鸿铭、王国维、郭沫若、张闻天、徐志摩、宗白华、陈铨等人虽然在教育背景、政治立场、文学主张方面千差万别，但在国运衰败、民族危亡的背景下，他们都感受到了歌德这一精神资源宝库的重要价值。他们中有的人希望以歌德为榜样，通过文学革命来重塑中华民族的精神，有的人试图通过歌德作品的译介来推动中国新诗的革命，有的人则主张学习浮士德精神，不顾一切来挽救民族危亡。但无论他们以怎样的视角来审视歌德，其核心都是将歌德的人生、思想和作品视为重要的精神资源，将其与中国的时代需求结合起来，通过中德两种异质文明的交流互鉴为中华之崛起、民族之“自强不息”提供精神动力。

而在中德文学交流的另一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在德国的传播方面，多问一句为什么——追问一下歌德、布莱希特等德国作家为什么会在中国文化中找到共鸣——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德文化关系产生更为深入的认识。由此入手，我们不难在研究中发现：中国故事中所蕴含的“文化软实力”和价值观念是其在德语世界中激起波澜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学西传的动力来源。正是通过文学、哲学经典的西传，中国的价值观超越了国家界限，最终使中国文化在德语文学家中也赢得了认可与尊重。

三、开拓文学交流史研究新领域

需要持之以恒

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是拓宽文学交流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在完成了一手资料积累、多种译本比对、“中国知识场”还原等基础性工作后，研究者必须持之以恒，以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求索精神，对中德文学交流史进行“知识考古”，就特定研究对象所经历的翻译、传播、接受、文学再现等各环节进行细致的分析，还原出经典西传与文化传播的完整链条，最终才能开辟出一个自成体系的新研究领域。如杨武能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走出国门的大陆德语文学研究者，1982年首次应邀赴海德堡参加了纪念歌德逝世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才下定决心投身于歌德与中国关系研究。1983年，45岁“高龄”的杨老以“歌德与中国的相互关系”为研究课题获得了洪堡博士后研究奖学金，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波恩大学和西柏林自由大学进行了两年多的博士后研究，此后就一直以歌德译介和研究为毕生事业。他在1991年发表专著《歌德与中国》，1999年发表专著《走近歌德》，2000年发表专著 Goethe in China ：1889‒1999，2017年又再次增订出版《歌德与中国》。从 2014年起，杨老还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主持了“歌德作品汉译及研究”项目，几乎是以一人之力，通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将中国的歌德学推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也正是他在2013年荣获国际歌德研究领域最高成就奖——歌德金质奖章的重要原因。

笔者虽然进入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较晚，但在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女性形象研究上同样投入了差不多20年的精力。从2001年着手博士论文《德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开始，笔者就产生了对形象传播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并决定选择歌德、席勒笔下的中国形象作为突破口。2008年，笔者在德国魏玛古典基金会的支持下，前往歌德席勒档案馆（GSA）进行了歌德“中国手稿”的整理工作，并对17—18世纪来华传教士报告、文学译著中的中国女性故事进行了盘点，才逐渐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梳理出了一条“中国女英雄”形象的西传之路。而在整理和解读歌德“中国作品”手稿时，笔者有幸发现了中国女性形象在歌德笔下的变迁过程，进而从中国女性文学崛起、1800年前后德国“天才女性”（女诗人）之争中找到了歌德关注中国女诗人的深层原因，最终对歌德在1827年改写的四个中国才女故事也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但对整个新领域的开辟而言，这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在那之后，笔者又应德意志语言文学科学院院长戴特宁（Heinrich Detering）教授之邀，利用三次赴德国交流的机会，对歌德改译的中国作品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细读。在前后长达十余年的研究中，笔者逐渐将相关成果汇集为两个研究课题：“席勒、歌德笔下的中国女性形象与1800前后中国文化软实力对德影响”和“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女性形象变迁史”，并在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持下，先后完成了相关论著，基本阐明了17世纪以来“中国女英雄”、“中国女诗人”等形象在德语文学中起起落落的历程，奠定了以中国女性形象西传与文学接受为核心的新研究领域。此外，为将相关研究成果推向国际学术界，2018—2020年，笔者又与戴特宁教授合作，用中德两种语言完成了以歌德1827年“中国手稿”为核心的专著《Goethe und die chinesischen Fräulein》及《歌德与中国才女》，最终“使一部在歌德研究中被不公正地边缘化了的诗作得以恢复其核心地位，并沐浴在了新的光彩中”。

《警世贤文》中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要取得突破，往往需要多年的积累并从译介学、传播学、形象学、侨易学中不断获取新的养料，才能对中德文化交流互鉴产生较为完整的认识。研究者应当看到，祖国的日益强大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为中德文学交流研究注入了越来越多的活力，同时也成为了推动学者不断向前努力探索的动力之源。本文作为笔者二十多年学术探索的心得，如果能对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的深化有所助益，也就实现了撰写的初衷。在此也欢迎学界同行提出宝贵意见，以求共同进步。

原文载《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23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至本刊官网下载全文。官网与在线投审稿系统网址：icl.shnu.edu.cn

责编：缪尚瑾  校对：王晶晶

编审：石晓玲  主编：纪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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